生态环境1月12日发布，解振华特使由于身体原因，经中央批准，卸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，外交部原副部长刘振民同志接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。
解振华出生于1949年，曾任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党组书记、局长，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党组书记、局长，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、副主任兼直属机关党委书记（正部长级）等职。
2015年，解振华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，直至此次卸任。
接任的中国气候变化事务新特使刘振民出生于1955年，曾任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、司长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、特命全权大使，外交部部长助理，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代表、特命全权大使等职，2013年任外交部副部长。2017年至2022年，刘振民任联合国副秘书长，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。
解振华从事环保工作将近40年，1980年代进入原国家环保局工作，并于1993年至2005年任原国家环保局、国家环保总局局长。期间以执法严格著称，曾发起过“零点行动”，掀起过多次“环保风暴”。
在2005年，松花江污染事件发生，解振华引咎辞职。2006年，他加入国家发改委、分管资源环境和气候应对工作，在发改委期间，解振华开始关注气候变化，参与国际谈判和国内低碳转型政策制定。
2007年，解振华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首次亮相，自此开始率中国气候事务代表团活跃在重大国际气候谈判一线，到2023年，是他坐上谈判桌的第16年。
这期间，他经历了全球气候谈判的所有戏剧性现场，走过了中美气候合作的波峰与波谷。
解振华曾说，最沮丧的一次是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，最高兴的是参加2015年的巴黎大会。
在过去不久的2023年的COP28，他仍在不厌其烦地和各方沟通，努力形成一个“能够体现最大包容性、又能指出前进方向”的结果。
在国际气候谈判舞台上，少有人可以像解振华这样同时获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信任。
2009年~2016年担任美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的斯特恩对解十分熟悉，两人共同经历了全球气候谈判历史中最重要的几次大会：从哥本哈根、坎昆到德班和巴黎。
托德·斯特恩曾这样评价他，关键阶段，他可以使事情顺利解决。
从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始，谈判焦点都在如何理解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”。1997年通过的《京都议定书》只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减排义务，因为它们是历史排放大国，但后来，世界经济格局悄然发生变化，欧美开始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接受约束性减排指标。
面对这种要求，解振华明确回应，要求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、在人均GDP只有3000多美元的情况下，承担更多减排责任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。
因此，在2011年南非德班气候大会上，解振华面对其他国家的挑事，直接霸气回怼：“大幅度率先减排，减了吗？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，你提供了吗？……我们是发展中国家，我们要发展，要消除贫困，要保护环境，该做的我们都做了，你们还没有做到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讲这些道理给我？”
话毕，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。这段话后来被中外媒体反复引用，作为当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激烈矛盾的历史注脚。
其实，在解振华的气候谈判生涯中，这种正面交锋的时刻并不多见。
曾为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成员的邹骥表示，解振华的谈判风格并不是对抗性的。遇到分歧时，他首先想要“解决问题”。他会要求双方各自亮出自己的红线。在维护中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“大是大非”上，他坚持原则，姿态强硬，绝不含糊。同时，他清楚意识到，气候危机是全人类的危机，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，这是所有缔约方的“共同语言”。在这个根本“共识”下，谈判是“要寻找各方的最大公约数”。
解振华后来被国际社会广为赞誉的一点，是不仅推动全球在气候问题上走向共识，而且能将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程，转化为国内气候政策的驱动力，反过来，中国自身积极推动能源转型，也成为他国际谈判的基础和底气。
解振华不说英语，却成为国际气候谈判圈如此有影响力的人物，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个奇迹。原因是什么？有次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蒂·比罗尔对我说，他和解振华之间的交流，靠的是数据和专业知识，科学，这才是大家之间的共同语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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